北疆社科研究丨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样态的现代性反思与重塑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北疆社科研究”专栏。本专栏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聚焦内蒙古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动态，持续刊发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列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进一步团结引领社科界专家学者，担当社科使命，凝聚社科力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尽智献责。

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样态的现代性反思与重塑

王刚、宋春霞

共同体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桥梁，不仅直接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与方式，还在深层上关联着现代化的结构与方向。建基于资本逻辑的西方现代化，无论从哪种视角出发提出重塑现代共同体样态的何种思路，均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律背反”，无法真正破解共同体样态现代性重塑的时代之问。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有效平衡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张力，在实践上构建起契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共同体新样态？又因何被称为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同体向度？对上述问题的探究，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特质与内在逻辑的生动诠释，也直接关涉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贡献和文明意义的深刻理解。故此，本文从“现代化”与“共同体”的内在一致性出发，在中国与西方现代化的差异对比中，探究中国式现代化在人与自然、个体与民族国家、主权国家与国际秩序等三个维度对共同体样态现代性反思与重塑，并据此以见微知著的方式进一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意义。

一、共同体的认知：现代化发展之现实必然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现出深刻的共同体依赖性，所以任何试图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必须将人视作共同体范畴内的个体。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下，自然共同体呈现出逐渐解体的趋势，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理性主义的持续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共同体的物理空间，使人们逐渐从传统共同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个体意识由此表现的尤为强烈。但这并不代表共同体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更不意味着共同体走向了衰落与消弭。恰恰相反，共同体在应对现代性困境面前变得更为重要。现代化只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但共同体的核心功能和基本价值仍在不断发展，其依旧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是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应对全球挑战以及推进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从个体角度而言，共同体是个体自我确认的重要场域，这体现了共同体“共在共处共有”的现实属性。个体的自我确认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对于自我本体的确认，比如外貌特征、内在品质等等。二是群体认同，即个体的身份确认，包含“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我归属于哪种文化”等等。这实际上是个体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界定自我，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知。个体归属于共同体，其身份由共同体确定。在共同体的公共语境中，“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地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达到的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由是观之，共同体通过向人们展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了解自我，这不仅是对个体内在属性的确认，更是对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确认。在现代社会，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个体面临的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在此过程中，充分重视共同体的作用，不仅能帮助个体构建和确认自我认同，同时能为个体提供一个表达和发展自我的平台。

从民族国家角度而言，共同体关乎整个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和向善追求，其目的性诉求在于探索“人类以何种方式能够更好地生活”。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将共同体比作为“一个温馨的能给人良好感觉的家”，在这个“家”中各个家庭成员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形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稳定发展的社会关系。在鲍曼的理论中，虽然共同体被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甚至带有一定的幻想色彩，但这种理想化正是给予人们追求更好生活方式的希望和动力，这种描绘也非常形象地捕捉到了共同体在促进社会和谐与爱中的重要作用。共同体正是以“共同的善”作为价值目标，使共同体成员能够在心理上形成共生共存感，在面对个体利益和共同体利益时，能够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使人们能够获得实践（形而中）的内在利益。同时，依托于共同体的指引与规范，共同体成员的偏好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共同体的规定，从而帮助人们克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诱惑、危险和伤害（形而下），并帮助人们探寻真正的“善”（形而上），从而构建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共同体理念尤为重要，其通过制定道德规范和明确的规则条例，有效指引共同体成员的行为；通过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以共同解决所面临的挑战威胁；通过强化成员凝聚力和向善功能，维护内部稳定以促进国家力量的提升。

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文明的进步既依赖于个体的全面发展，也需要共同体作为内在支撑，只有两者双向发展才能持续不断地推进文明进程。马克思以共同体为视角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洞见，即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涉及个体解放和共同体发展等多个维度。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由此可知，个体的发展和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仅是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且在推动文明进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多层次的，它提供了一个人类文明发展框架，确保社会秩序和稳定，这是任何文明发展的基础。同时，共同体也是文化传承和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它培养了个体的知识、道德和品格等，这对于文明的长期进步至关重要。进言之，共同体存在的意义远远要比人们所认识的更加深刻，这种从个体到共同体，再到整个文明的正向循环，是实现人类繁荣和文明进步的关键。就此意义而言，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密切相关，它不仅是维持当前社会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更是推动文明不断发展的关键力量。

二、共同体的反思：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生成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生产力相对较低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协作来抵御自然灾害，并以集体生产活动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这一时期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自发形成的最基本、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催生了工业文明，也深刻影响了社会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生活呈现出碎片化、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征。现代性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而西方工业文明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故此，现代性无论是从内在向度来看，还是从运动趋势、价值取向来看，都是由资本逻辑所决定的。而所谓资本逻辑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自我生成、自我演化、自我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着的内在机理以及运动规律。整体而言，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逻辑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共同体的现代性危机。

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悖论引发了共同体的“成员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理性化、标准化，同时也导致了个体的同质化。人们在物质消费的驱动下失去了个性和独立性，使人受到“工具理性”的控制，即在自身之外遭受“抽象物”的统治，陷入了“自我丧失”的生存困境。“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个体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一种表面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沉沦和异化。个体被纳入到资本的逻辑之中，转化为生产资本增值的工具，这一过程剥夺了人们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导致个体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单一维度的人格“主要体现为价值与意义的合法性危机”，表征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深刻变化，个体不再享有传统共同体中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资本主义所带来新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传统的信仰权威和实践结构被削弱，科技本身也从追求启蒙和真理的工具转变为资本增值的手段。科技的这种转变加剧了与人类生存状态的分裂和对抗，导致科技和人的关系不再是协同和增益，而是异化和对立，从而导致人类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分裂与对抗。

其二，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下的文化冲突造成了共同体的“认同危机”。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其深厚的资本积累和科技优势，不断向全球推广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通过资本的全球流动建立和扩张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力。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虽然“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促进了不同共同体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之间的交流和融合。然而，“资本主义宰制的‘虚幻的共同体’难以根除全球现代性的痼疾”，西方中心主义的盛行必然会对非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共同体结构造成冲击。从文化的角度而言，作为人类深层次的认同形式，文化认同的稳定性一旦受到威胁，就可能导致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文化的认同产生动摇。西方中心主义推广的“普世价值”往往忽视了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引发了广泛的文化层面的冲突和危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多元文化的持续融合，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正在被逐步解除。这一解除过程，虽然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却也使得文化间的冲突更加激烈。文化的碰撞不仅展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融，也体现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身重构，即“袪界”和“袪中心”两个方面。事实上，西方中心主义裹挟下的文化碰撞与冲突，使得全球各国都面临着寻找新的认同方式，以形成更为包容和多元的文化来应对共同体的“认同危机”。从共同体的结构而言，西方列强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直接打破了许多传统民族共同体的结构，重塑了政治和经济格局。此外，西方国家在殖民地推行现代国家体制，建立了集中化的政府和行政系统，这些新体制取代了传统的部落和地方自治形式，重塑了共同体的治理结构。

其三，以对自然征服为特征的资本文明导致了共同体的“前提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也加强了人的主体性，即人类社会在进化向更高层次的同时不断寻求对自然界的深入改造。然而，这种改造同时揭示了现代性社会的一大弊端：采取各种手段来榨取自然资源的一切潜在价值，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随着资本文明不断发展，人们转变了以往以“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来认识生命、认识自然的思维，开始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对待自然，即将自身看作是一种能够超越自然的高级生命体。故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为核心特征，以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视角对待自然，将自然视为可以被无限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在这种资本主导的生产模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对立。人类与自然本应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自然环境，而没有人类的维护和关爱，自然界也会失去其应有的平衡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没有自然作为依托，人类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没有人类的存在，自然就无法“自明”。资本逻辑所内蕴的扩张冲动促使人类对于自然肆无忌惮的征服，无疑会将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陷入到紧张和对立的状态中，全球生态难题必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前提危机”。

三、共同体的重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叙事

现代化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被视为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面对现代化的普遍要求，不同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差异，其现代化的路径和模式也应各有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重构和创新了现代化的叙事逻辑，体现了中国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的独立自主和创新实践，其中重塑共同体的新样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是创新现代化叙事逻辑的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依托建设“人民至上”的发展共同体，以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构建“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以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为价值理念，推动构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在上述三个维度批判了西方式现代化对于共同体消解，规避了由此产生的种种现代性问题，进而在实践上构建起了一种满足人们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共同体生活方式，诠释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同体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以共同富裕为依托建设起了“人民至上”的发展共同体，以此消除西方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分裂。现代化首先需回答的是价值选择问题，即选择什么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将抽象的个人视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而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和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归宿在于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自由不仅仅是少数人的自由，而是涵盖所有人的自由；这一全面发展也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全面发展，而是涵盖所有人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实现这种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必须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即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然条件，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体系为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导向必然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具有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特质，能消除西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分裂和阶级对抗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构筑超越西方国家“虚幻共同体”的制度和实践模式。据此而论，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让任何一个民族或个人掉队，这一目标既体现了人民是发展的主体力量，也体现了发展始终为了人民的价值原则。因此，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人的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由此确立了一套新的共同体叙事逻辑，即以共同富裕为基础，建设“人民至上”的发展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构建了“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从而调和了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的内生冲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入分析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生态问题后提出的，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倡导通过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不仅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也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创新，成为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共同体进路。因而，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坚持“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和统筹规划的科学方法，从而破解了西方资本逻辑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问题。从价值理念角度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而历史生成的关系性存在，并指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二者的高度统一，从而打破了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正确看待二者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导。从方法论层面来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注于生命个体的有机属性和生命群体的共生共荣特征，而其观照路径则是共同体方式。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自然问题时，通过构建“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系统整体的科学方法，确保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从而重构和创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体叙事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为核心价值理念，致力于推动建设“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霸权主义主导的旧全球化体系，构建平等互惠的国际关系，“以建立世界性范畴的‘自由人联合体’”。资本逻辑作为一种抽象的力量，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主导着共同体关系，导致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化解由资本逻辑引发的共同体之间的显性或隐性冲突，必须改变资本逻辑对社会关系的支配。然而，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完全消灭资本、剥削和阶级的条件尚不具备，即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尚未出现。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从大历史观出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本原则，致力于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全球和平与发展，积极倡导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平等、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主义体系，构建一种全新的文明共同体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尊重各民族和各国家人民主体性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各国在“和而不同”中加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承担起世界发展的重任，为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创造充分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在对外关系方面，秉持和平外交政策，倡导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秩序；在文化交流方面，积极开展与各国的文化互鉴活动，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在全球治理方面，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解决全球性的挑战与问题。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体叙事逻辑，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合作共赢的新典范，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出了中国方案，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

结语

现代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是一个深刻改变社会结构和个体生活方式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样态的现代性反思和重塑，克服了个体自我与社会整体、人与自然、社会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的张力，提供了重新考量和构造现代社会的共同体结构的新视角，既是对传统共同体“共同善”价值追求的传承，又是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共同体新样态。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对共同体样态的现代性反思与重塑，不仅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为其他正在探索现代化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条能够规避西方现代化对共同体消解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共同体向度。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作者王刚，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宋春霞，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转载自《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