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社科研究 | 陈智、赵文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六次全会精神，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微信公众号开设“北疆社科研究”专栏，旨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两件大事，持续刊发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系列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进一步凝聚引领社科界的专家学者，由衷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激发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热情和干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社科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再次强调“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双重历史向度中加以理解，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精神母体，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与精神品格，而且涵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血脉与身份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打交道的经验，共同创造、共同拥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建共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特别是其中“大一统”的价值目标、“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贵“和合”的价值观念等所蕴含的共同体智慧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当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基因和鲜明标识，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古老智慧在历史长河中蕴藏着化解从多元走向一体现实困境的丰富经验，启发我们如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公与私、内与外、秩序与自由的矛盾中找到平衡，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待深入发掘、利用的宝贵资源。

一、统一安定之道：“大一统”思想观念的历史积淀

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有着追求团结统一的内在动力，而奠定这一传统的思想基础正是“大一统”思想。经历五千多年的岁月积淀，“大一统”观念已深深融入各族人民的血液，成为推动中华民族深度团结融合的有利因素。“大一统”观念虽然发生着复杂的历史演变，但是其“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基本价值内核没有变。中华民族实现统一安定，中华文明经久不衰，根子就在于“大一统”思想在数千年历史积淀中产生出的基源性、规范性的关键价值。

（一）何为“大一统”：多维意涵的基源价值

“大一统”至少有三方面意涵：地理空间上的“天下一统”，时间历法上的“古今一统”，思想文化上的“儒家一统”。

其一，地理空间上的“天下一统”。其基本含义就是在地理空间上追求“天下一统”的疆域，其实践成果表现为广土众民的超大规模。纵观中国历代政治版图，总体趋势上看基本是一个空间疆域不断扩张延展的状态。在春秋战国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周天子名存实亡的现实，梁襄王召见孟子时曾突然发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这里的“一”应是有着多维度意涵，后来朱熹从空间疆域角度将其解释成：“必合于一，然后定也。”这里强调“合于一”是“定于一”的前提，就是说，实现空间疆域上的完整统一是形成安定局面的基础。荀子说：“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确立郡县制代替分封制，首先从地理疆域上实现了中国统一，结束战国时代地方割据的局面。然后才有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其他层面的大一统实践，从而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入主中原、统一天下”从此成为中国各民族政治家的最高政治理想。中国历代各民族政治家都将四方归一、“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作为施展政治理想的基本前提。即便是三国、宋辽金夏等的对峙背后，也反映了“入主中原、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总之，中国人独特的天下观、“中心—四方”空间观深深影响了古代政治实践中对疆域的拓展及治理。“大一统”包含空间扩展的基本意思，完整统一的疆域归属是实现各个层面“大一统”的基础性前提。维护国家统一、实现长治久安是新时代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之一，地理空间上“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意蕴启发我们，要从各民族共同拓展祖国疆域的历史事实中强化“国土不可分”的疆域意识，并引导各民族同胞自觉维护祖国疆域的完整统一。

其二，时间历法上的“古今一统”。从时间历法意义上，“大一统”强调宇宙秩序演变运行的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因而“正月”成为天地万物形成新秩序的时间起点，“王正月”有尊王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尊天敬天之意。春秋晚期，礼坏乐崩、王权凌夷，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尊王攘夷，以维护周天子的“正统”权威。鲁隐公作为鲁国国君，其记载继位年号需将“王”字冠于月份之前，“王”即指周文王，这是奉周王为“大一统”之主，昭示自己为其诸侯之意。显然，鲁隐公是通过遵守周历来表现“尊王”，表明自己不僭越周天子“正统”地位。董仲舒进一步发挥，提出“凡岁之要，在正月也”。这里强调“正月”是每岁之始、每岁之要，是万事万物演化运行之总系，是统治者应天受命改制的“政教”之始。确定时间指向的“正统”，在中国古代生产生活中是一件大事，也是凸显统治者正统地位的关键方面。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历史逐渐形成了重视历法承序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对历代中华儿女形成完整统一的历史观，有着基源性的价值。特别是当中华民族的历史整体性被虚无、被肢解的情况下，“古今一统”就成为“大一统”观念着力强调的方面，从而可以通过追寻共同的“始祖”形成一致对外的向心力。时间历法上“古今一统”的“大一统”意蕴启发我们，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等多重历史维度，强化中华民族各民族儿女的大历史观，从而在多维度、多层面的共同历史记忆中强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使命感。

其三，思想文化上的“儒家一统”。除了从时间、空间立论，从思想文化立论是“大一统”的又一原初涵义，也成为构建天下秩序的基础性要件。春秋战国时期，现实社会的大分裂、民众的安定愿望客观上要求理论上“大一统”观念的系统化完善化。围绕如何重建统一安定的政治秩序这一时代问题，最为经典的是儒家代表人物的理论回应。孔子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方案，只承认天子的“天下一统”正统威权，以结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无道”局面，以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秩序。孟子认同孔子“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想，主张天下“定于一”。最后，董仲舒认为《春秋》推崇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认为思想的纷杂会使得民众无所遵从，因此他特别推崇儒家学说作为正统思想，从而通过思想统一实现国家法令制度的统一。可见，此时“大一统”意涵转向为通过思想文化的统一来重建人们的内心秩序，以实现天下太平的外在盛况。思想观念上“儒家一统”的“大一统”意蕴启发我们，在多元价值理念中确立居于主导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何“大一统”：正统理念的规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围绕天下秩序的构建，“大一统”是“表”，正统理念是“里”。只要是有利于统治者“正统”地位维护的层面，就成为“大一统”实践的方向。正统理念本源于天道之中的万物归一思想，是人们追求“大一统”的内在动力，规训着统治者、民众的思想和实践。

其一，天道之中的万物归一思想是正统论的价值哲学基础，始终规范着正统论的秩序机理。“大一统”在古代政治实践中是维系统治者正统地位的核心方向。这里的“大”是以某某为大、为尊的意思；“一”相对于“多”，是万事万物的基础和本源，有着“一元化多元，多元归于一”的辩证之意；“统”是天地万物发展演化的初始或源头。所以，“大一统”不能简单理解为“大统一”，而是以“一统”为大之意。“大”在这里有“尊”“崇”“重”的指涉。比如，中华文化以“天”为大，天下秩序要符合天道秩序。“天”是一元之始、万物生长之基。天下秩序的维系和稳定关键是如何使“天下一”，即天下万物尊于一、定于一、归于一、合于一。因此，天道之中的万物归一，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大一统”观念变迁背后不变的价值逻辑。

其二，从政治实践角度，实现“大一统”是统治者获取“正统”地位的基础。统治者作为人世间的“天子”借助天的权威，形成并强化自己的治理秩序。在以天道为本的价值理念影响下，正统论应运而生。“正统”观念内蕴着时间历史、地理空间、思想文化等多维度多层面的“一统”，发挥着实现或维持统一安定的规范性价值。实现疆域、历史、文化上的“大一统”是历代王朝获取“正统性”或“合法性”的基础。

（三）如何“大一统”：“修文德以来之”的价值魅力

“‘大一统’观念既包含着空间与疆域拓展的意蕴，同时也强调任何军事扩张行动都必须具备足够的道德合法性。借此昭示着‘大一统’与‘大统一’之差异，界分‘王道’与‘霸道’之别。”在如何实现“大一统”上，一种是靠武力压服的“霸道”，另外一种是靠文治化服的“王道”。二者的界分是价值观念上是否心服口服，能否实现对统治者“正统”地位的内心认同。显然，两种不同方法对维持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和凝聚作用效果大不相同。

虽然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两种方法兼而用之，但是自周代兴起、唐代确立的“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理想，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实现“大一统”的主流价值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性。特别是秦靠武力统一六国却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引起了后世“武力压服则不久”的深刻反思：只靠严刑峻法“威服”，很难巩固统一的局面。从西汉开始，“大一统”的内涵从外在时间、空间的统一转向了对内在思想价值统一的强调，这也成为董仲舒超越原有“大一统”实践方向，强调文治教化、推崇思想的统一，最终实现大一统思想系统化的重要历史原因。

钱穆指出，“吾所谓大一统者，乃由国家整部全体凝合而形成一中心，与罗马帝国之由一中心放射而展扩及于四围者又不同。故罗马帝国之创建，由于‘向外征服’，而汉唐政府之完成，由于‘向心凝聚’。”这里，由“多元”到“一体”，由四方到中心的“凝合”，显示了包容开放的中华文明的价值吸引力、向心力、凝聚力、整合力，也表明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团结融合功能。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团结统一的价值追求，正是来源于此。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旨在把散沙状态的各族民众组织起来，指向的是团结合作、凝聚为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凝聚力之一，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与发展。

总之，中华文明的悠久绵延，中国疆域的广袤无垠，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根子就在“大一统”。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观念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形成了“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历史经验，这是历代中华儿女经无数次血的教训凝成的集体共识。不断发掘“大一统”观念蕴涵的实现统一安定的秩序机理，对新时代推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具有根本价值。

二、责任伦理之道：“天下为公”价值理想的不懈追求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价值定位，必须着眼全局、根本、整体，超越私我价值，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优先的价值位序出发。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往往伴随着中华民族整体之“公”与各民族局部之“私”的价值博弈，围绕这一问题也形成了丰厚、独特、基础性的思想资源，特别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是中华文明的道统，是世世代代中国人向往的理想秩序，彰显了超越历史地理疆域变化、血缘文化差异的理想价值观的凝聚力、向心力、吸引力，是促成各民族超越自身走向一体的共同价值基础。新时代，我们应传承发展好这一可贵思想资源优势，不断汲取古老智慧的灵光，在各族群众中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第一的价值理念。

（一）天下为公的价值来源：道私者乱的历史教训

古今中外治乱兴衰的世界历史表明，私心私欲的膨胀势必导致人的心灵无家，社会失序，天下大乱。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王霸天下的一己之私而相互攻伐，民不聊生，当时最为急迫的现实课题就是如何走出无道乱世并构建“天下有道”的理想秩序。诸子百家在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反思的基础上，纷纷提出自己的安定天下之道。“天下有道”的理想建构，首先来源于对当时现实中常态化的“私”的价值批判。如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批评了当时“失道”现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他认为，以私我价值为中心的人道对天道的背离，是混乱的根源。他主张采取“少私寡欲”的态度，使人心回归天道。法家也认为，国家混乱根子在“私”。正所谓“道私者乱，道法者治。”韩非子主张，靠公正的法来实现国家安定，因为法立起来的话，就没有人再行私了。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儒家经典文献《礼记·礼运》给出的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孙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孔子设想的美好世界中，由“乱”到“治”的价值逻辑是：“不必为己”的公心，可以重建人们的心理秩序。德才兼备的古圣先贤怀大爱修大德行大道，为先民福祉而怀至公之心。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他们率先垂范的榜样感召下，更多的共同体成员生发出超越私我欲求的“公心”，从而实现天下太平的大同盛况。这样的美好社会，选贤与能，注重榜样的价值引领，注重“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利他意识的唤醒，展现了“天下为公”的价值吸引力：生活、劳动“为公”不为私，共同体中的男女老幼都有妥善着落，个人能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找到归属感、家园感、秩序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的提出，虽然具有浓厚的超越现实世界的理想色彩，但它一直是吸引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终极梦想，反映了历代中国人对美好社会的想望、意愿、热忱和行动。特别是在近代中华民族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其价值魅力能将各族人民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从一盘散沙状态凝聚到一块，激发了各族人民一致反抗外侮的自觉意识，唤醒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总之，正是在私乱天下的血的教训中，中华先贤们形成了集体的价值共识——天下为公。这也反映了普罗大众的共同心愿，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价值理想之一。

（二）天下为公的价值要旨：政在去私的为民情怀

走向大同世界，关键是找到共同体中怀大爱修大德行大道的“贤能”，而选贤任能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是否有替民众谋幸福的持久的主动精神。常言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民心向背就是最大的政治。天下为公，政在去私。“公”包含着不偏不倚，公道、公平、公正的基本意思，这是古代中国人对执政者的期望和要求。执政者只有遵循、效法最为公平无私的天地之道，也就是说，执政者必须行大道，没有私心，才能真正引领整个天下走向太平大治，才能实现天下归心、四海顺服。这就客观上要求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治理者，不能作“独夫”，而是要以天下苍生为念，以百姓心为心，以民心为本，始终怀有一颗公心，为民之心，也就是说，执政者应常怀为民众除去忧愁的责任担当。正如朱熹针对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主张，解释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就是说，国家应以人民为根本，也应为人民而设立。近代民族危亡之际，一生致力于“天下为公”的孙中山先生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受到了人们的高度推崇，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无数中华儿女以此为理想，矢志奋斗，助推这一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资源中的里程碑。这就启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执政者而言，应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要始终维护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偏私，实现好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具体利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三）天下为公的价值自觉：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激励人们“去私为公、心系天下”思想资源。儒家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一个人的最大追求就是“平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张载的横渠四句更是体现了关怀大众、继往开来的社会责任感。这里，孔子、孟子、张载都从修成“大我”的角度唤起个体“心怀天下、匡时救世”的主动精神和价值自觉。“‘心系天下’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儒学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追求，是个体对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的系统表述。儒家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是个人内心所具有的一种忧国忧民的个人情感与社会关怀，集中表达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在他看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天下”是天下万民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因而每一个中华儿女，不论能力大小、文化差别，在面对中华民族危亡，都负有不可推卸的“救天下”的责任。历代中国人在这些“为公”的理想价值感召下，在为天下、为万民的成物过程中，个体实现了从“小我”到“大我”的“成己”飞跃。这些思想在国家民族兴亡与个人责任担当的相互关系中凸显了其价值魅力，使“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的内心写照和价值自觉，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我们今天激励当代青年主动为国分忧、立志报国，自觉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的思想资源。

（四）天下为公的价值扩展：四海一家的差序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的天下情怀。《论语》载孔子学生子夏之言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万物一体，天下一家，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待人、物的基本态度。中华民族秉持“天下一家”理念，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二分思维下极端的民族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内各民族和谐平等、对外包容开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建立在实力征服和狭隘的种族意识的基础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的历史生成中，不同民族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甚至分歧矛盾，但不是绝对的敌我关系，而是可以通过相互理解、真诚合作、共同进步成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一家人。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四海为一家的开放格局，不是囿于狭隘私利界限，固守自己的利害得失，而是有着超越自身的价值追求，希望天下的人都能够同进于大道，共臻于大同。这一理念对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和守正之道：“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智慧

“和”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范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富的关于融合、和谐、和睦、和平等思想和观念。特别是“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华“和”文化向外是将为“人类向何处去”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正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内则是形塑着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共进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需要处理好各种“价值关系”。中华“和”文化倡导人心和善、处事中和等价值理念和方法，有助于弥合价值冲突，蕴涵着丰富的共同体智慧。

（一）“和”的价值起源：天人合一

万物何来？这是世界观的首要问题。西方文化认为是“一”生万物，中华传统文化则主张“天人合一”“天生万物”。天如何生物？中华古人认为“和实生物”“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和”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长久不衰的内在法则。中华民族“和”的观念最早源自农业实践之“禾”。“由禾而来的和，内蕴三大内容：第一，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农作物成长，是种子、土地、天气、人力多方面的合力方有好的结果。第二，和是得时而中。庄稼生长，天时影响最大，在生长期间的主要时点，都逢适宜其生长的气候。第三，和是虚实相生。农作物要生得好，与整个宇宙相关，在空间性因素组合里、时间性的行进中，既有人可把握的可确定的实的一面，又有人难把握的不确定的虚的一面，那不能把握的虚正好与可以把握的实相合，一定有好收成。”由“禾”而来的“和”，在“多”与“一”“虚”与“实”等天地万物生发关系的分析讨论中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思维特征，展现了中华“和”文化源头的共同体智慧的灵光，维系人类生命的农业生长之禾从种子到果实的生长过程中内蕴着“和”的理念和方法。有禾（和）则生，勤劳耕作就是生生不息之道。由此引申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这成为中华民族最为显著的精神标识。这些基于中华文明源头的价值理念，对于我们从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深厚文化土壤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即从古代的“自在”实体到近代的意识“自觉”、再到当代的团结“自强”的大历史时空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和”的价值目标：和合共生

“尚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目标。“和”是和谐、和睦、和平，“合”是结合、合作、融合。二者互为前提、互为基础。没有不同事物的结合，也就无所谓和谐、和睦、和平。没有彼此关系的和谐、和睦、和解，就不可能实现不同事物的融合。中国人强调“和”，也强调“合”。《周易》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精神，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中华文化中“和”的基本意涵之一就是和谐与共，有“共同、一起”的意思。不同事物之间何以共生？中华文化积淀了“和合共生”的创生思想。中华古人在长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一个基本的经验事实：在宇宙和大自然的法则中，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随处可见。如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就是说，老子认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阴阳共存的“和合”状态。这一原则在《礼记·中庸》中也有经典论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万物虽不同却能竞相生长发育，殊途却道同归而不相互冲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倡导和合，推崇和谐，强调合作，追求和平。正是在这样的“和合共生”的价值目标的积淀和影响下，历代中国人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在实践中把握差异性统一的度，中华民族才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文明才能够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三）“和”的价值动因：交互仁爱

如何实现天下安宁和谐的理想境界？《周易》强调“交”，“天地交，泰”。“交”，即互相交往，是物质交换、信息交流、情感沟通等的意思，主要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互通有无、技术文化的互学互鉴、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等。有交才有泰，无交则不泰。因为交，才会泰，才会安泰，才会和平。正所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因交而通，因交而顺，因交而达。上级与下级真诚相待，无往而不通。这种天地之间交互相利、互通有无的普遍规律，是天下达到宁静祥和、万物实现生长发达的途径。交互相通的开放态度，只是实现和合的前提。如何促进和谐的交往呢？孔子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特别是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这成为当今世界一致认同的交往金规则。要维系真正的和合共存，人应在天地万物的交互实践中发扬“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否则就会囿于西方文化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困于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之中，陷于无尽的对立冲突深渊。总之，开放交互前提下仁爱精神的发扬，可以生发人们的理性和良知，是走向现实持久的和合之道的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中，交互仁爱作为推动“和”的持久基础动力，一直是推进各民族团结发展、和谐共进的源泉和活水。

（四）“和”的价值境界：持中守正

“中和之境”和“中庸之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乃至治国理政的基本准则。中庸之道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中庸之道的至境既要和谐与共，又要明辨是非，还要处置公正。正如《礼记·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致意思为：我们心中产生的喜欢、愤怒、悲哀、快乐等各种情感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观点，这种状态叫做“中”；表达对某事物的观点及情绪时采用恰当的方式，既不会令他人难受同时又能将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这种境界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和”是最普遍通行的准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秩序井然了，万物就生长发育了。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中和”作为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不啻是最核心的精髓。持中，不是折中。求和不是苟同。追求“中和之境”，需要“执其中”的态度，“叩两端”的方法，“守其正”的原则，“致中和”的目的。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继承发扬“中和守正”价值境界，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以推进中华民族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

（五）“和”的价值超越：“和同之辩”的共同体智慧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多”与“一”的关系问题都是基础性的哲学问题。多样化世界是如何统一的？“和同之辩”聚焦这一元问题，展现了中华古人独特的思维和价值话语。“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同”是简单的同一。早于老子、孔子二百多年的西周末年，史伯在回答郑桓公“周其弊乎”的发问时认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里，“和”与“同”在相互的价值比较中得以互解。“以他平他”是“和”的方法。外在于观察者的任意两个事物聚集在一起，即便是势同水火，也可以实现匀适地相互融入，最终达到一种平衡。遵循“和”的法则，就能源源不断产生新事物，实现万物生长，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故而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是简单“同一”的方法。把两个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只是量的补充，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所以说“同则不继”。“和”确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如果固守自己的价值，唯我独尊，实践中势必走向简单蛮横的求“同”途径，相互之间的关系势必走向不睦甚至对抗。史伯提出的“和”是对“同”的方法批判和价值超越，是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理性选择。关于“和同”之辨的经典表述就是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推崇的君子人格理想彰显了“和”的正向价值，肯定了差异性的和谐统一，而不尊重事物之间差异的小人之“同”则被孔子摒弃。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不同（差异）是自然前提。如何“求大同”，走向和谐一致的共同体成为讨论的关键。“和”蕴含着万物生长、生生不息的秘诀，追求的是多种多样差异性的和谐统一，而不是简单的同一。尊重差异，包容不同，追求“和”的积极价值，是一切富有生机的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总之，求一致，是任何“关系”走向共同体的现实目标。可如何实现“一致”？一种很容易想到的途径是人为的、主观的、强加的简单同一。另外一种途径，就是由“和谐”而一致。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中华古人在天地万物相互关系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人际交往实践中，总结出的一条可贵经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由“和”而同的理念无疑是一种基础性的价值资源，彰显了独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命运共同体之路。中华“和”文化是充满东方思维和共同体智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显著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积淀深厚的价值理想，是引领中华文明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价值原则，它为实现历代中国社会各民族和睦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共进的局面发挥着凝聚、协调、价值整合的功能。

本文是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作者陈智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赵文铎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本文转载自《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